张载说:乾称父,坤称母。
孝悌只是行仁之开始,仁并不止于孝悌,因此,他对程颢的孝悌为行仁之本而非仁之本的说法极表赞成。关于所有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,我们总是先获得其潜能然后显露其活动的。
[49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一。一人私见固不足尽,至于众人之心同一,则却是义理,总之则却是天。[44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,第15页。如果不能,那就离禽兽不远了。另一方面,正因为人类的生活资源来源于自然界,人类必须有一种报恩的思想,要回到自然界的怀抱,以自然界为真正的家园。
正因为如此,他认为:美德和恶行都不是激情,因为我们之被称为好或坏,并不是基于我们的激情,而是基于我们的美德或恶行才被称为好或坏。放这身来,都在万物中一例看,大小大快活。问题还在于,朱熹所谓穷理,不只是在社会人事之中求知,而且包括在自然界求知,这就使王阳明更加难以接受。
孔子曾提出思的问题,并讨论过学与思的关系,给予思以足够重视。是以《大学》始教,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,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,以求至乎其极。王充并没有提出第一性质、第二性质一类的问题,他相信,感觉经验都是客观的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,则智亦大矣。
既然感官与外物相交而蔽于物,就说明人与外物的关系不是认知关系而是与人的欲望相联系的。人之有受,由内外之合也。
正因为如此,所谓是非,实际上是指善恶、好恶,善者为是,恶者为非。性理之知一方面有正情的作用,但另一方面就其内容而言则是情感的,不是纯粹认知的或形式的。《大学》提出致知的问题,说明它对知很重视。而王夫之所说的物理,则是万物已然之条理,更接近于自然科学所说的物理。
孔子很重视学而知之,认为这是人生的一大乐事,这一点与后儒有些不同,他更重视经验知识,重视见闻之知,而且没有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区分开来,如同张载那样。仁义礼智之智是价值论的,不是认识论的。因为情感被认为是主观的、变化无常的,而真理则是客观的、普遍永恒的。大其心是不要将心局限在一身之内,也就是突破心物、内外的界限,心既是主体,也是本体,体物则是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[10]的本体体验,而不是将万物当作对象去认识。
孟子将心之思与耳目之官进行比较,确立思的重要性与优越性,并不是建立先验自我,也不是心与物、灵与肉的二元论,这一点与西方哲学有重要区别。人不能也无法知道他何时要死亡,寿命有多少,或何时贫贱、何时富贵之类。
这一点与《大学》毫无本质区别,只是将明德说成理,采用了所谓本体论(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)的说法。因此,知是善恶好恶之知,不是一般的知识,知善则来善,知恶则来恶,事物与人的关系完全是由好恶之情决定的。
无外之心才能合天心,但天心不是真有一个心,而是以生物为心,天并无喜忧之情,只有人有喜忧之情,但人的喜忧之情恰恰来自天心。荀子所开创的传统,被认为是外王之学的传统,与内圣之学的传统有所不同。张载对两种知即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,它不仅是对先秦以来关于知的学说的一种总结,而且为宋明理学关于知的学说奠定了基础。孔子提出仁与知的学说,并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,但孔子所说的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 在孔子看来,知、仁、勇所谓三达德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,作为一个完整的人,应当将三者统一起来。[25]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交游最广的一个,也是最能直言的一个,通过子贡的误解的消除,即可消除许多人的误解。西方的认识论哲学也有许多不同的流派,有不同主张与讲法,但其共同点是与情感截然分开的,认识论是独立的,认识上的真与情感没有关系,反过来说,只有摆脱情感的参与,才能求得认识的真理。
如果能行其所无事,那么,人的智慧就很大了。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评价,用在王夫之这里,倒是很合适的。
朱熹是理性主义者,知作为理性认识,有形式特征,否则就不能成为理性的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,则无恶于智也。
荀子是主知的,而孟子是主情的。正因为性理不离情感,所以王夫之说:实则天理人情,原无二致。
在性情关系问题上,既不能离开性而言情,亦不能离情而言性,格物致知之学同样要落实到情感问题上。儒家所说的命,如以前所说,有两方面意义,一是天道性命之命,一是死生有命之命,二者有层次上的区别。至于识之,即得到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,则是次要的,这就是知之次也的真实含义。这是因为,在孔子学说中,知与情具有完整的原始统一性特征,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的分化。
在孟子那里,思知与性情是不能分开的,思不仅是思其在我者(即性与情),而且思本身就是由性情带出来的,它不能成为独立的认识主体。它是理性的,但只能是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,不可能是独立的认知理性。
那么,中国哲学讲不讲认知呢?如何讲认知呢? 在中国哲学中,只有墨家是最重视知的,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,曾经建立了自己的认识论与逻辑学,其特点是承认经验的客观性及其价值上的中立性,重视事物的物理性质,强调认识推理的客观性。荀子的认识论主要是一种社会认识论,即对人间社会的有关事物的认识。
天生百物的思想当然包括天生人,亦即人生于天这样的思想,也包括人性来源于天这样的思想,而且具有价值意义。心之德就是心所具而为仁之性,并不是心。
或有人提出情感形式的问题,试图将情感形式化、符号化,既可以表达,也可以普遍接受,无论是审美情感还是道德情感。王充也讨论人的性情、命运一类问题,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上也是因果论的,比如用自然界的气的清与浊解释人性之贤与否,用气之厚与薄解释命运之好与坏,等等。先立乎其大者,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。朱熹解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,欲其极处无不到也[40]。
从这里表现出一种新的理性精神,即对自然现象进行认识的理性精神,预示着认识主体的建立。下学是指闻见一类的经验知识,上达者达于什么?只能是达于天道,达于天德,也就是德性之知。
必须说个仁义之心,方是良心。[46] 即只能在人情上见天理,人情就是天理,这是必然的结论。
德性之知,不是以自然界为对象而认识之,人与万物不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,而是万物皆备于我[30]的价值关系。他提出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,就是讲德性主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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